5月7日晚7点，厦门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与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联合创意举办的“文艺学前沿沙龙”的第一期学术活动成功举办。中文系资深教授俞兆平做了题为《越界的庸众与阿Q的悲剧》的精彩报告，会后一些中青年学者、教师及学生还一同展开了热情请洋溢的讨论。

此次学术沙龙活动由我校著名学者杨春时主持，李无未教授、肖湛、李晓林、郑国庆等教师还有我系各年级学生一同参与了学术交流活动。报告在师生热烈的掌声中开始，杨春时教授首先介绍了此次文艺学前沿沙龙的宗旨和目的：活跃学术气氛；追踪学术前沿；交流学术成果。他讲道：“我系各年级同学可以将这一活动作为夯实学术基础的良好途径，同时紧跟学界前沿热点问题，开拓学术视野。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要在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之中浪里淘金，及时发现并且思考有价值的论题。人文学科是互相融通的，中文系内部的各个专业更是需要融会贯通，我们的学生一定要多思考，多提问，并且有机会还可以多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出一些有价值的发言。”中文系主任李无未教授也表示，自己虽不专门从事文艺学的专业研究，但是对于这一学科，“不能远，只能近，而且要融入”。中文系各个专业应当增进交流，互相促进，分享学术成果，而且最应该积极参与这类活动的主体应当是各年级学生，从而使此活动真正起到培养年轻一代的作用。同时他对热心筹划此次活动的教师表示了感谢。

报告正式开始，俞兆平教授首先谈到了自己这一研究展开的缘起：对于阿Q的“庸众形象”的反思已经困惑了作者很久。传统的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大体上有两种，第一种认为《阿Q正传》是为了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另一种认为鲁迅的目的是要批判国民性的弱点。而作者的观点则与这两者皆有区别。作者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思路，试图通过回归当时的历史语境，对于鲁迅先生思想演变的轨迹做出追踪和梳理。学界一般多引用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句来分析其对阿Q的态度，但是俞教授认为，这一观点是与鲁迅笔下真正的阿Q有距离的。在《阿Q正传》发表不久，周作人就写了关于《阿Q正传》的评论文章，认为鲁迅对于阿Q实际上持批判的态度。俞教授认为这一观点是可信的。他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剥离传统的对于《阿Q正传》的各种解读，小心求证，最终得出“阿Q是庸众中的越界者，鲁迅对其不是‘怒其不争’，而是‘惧怕其争’”这一与传统观点大相径庭并且极富冲击力结论！

俞教授认为，不管读者对于《阿Q正传》的阐释有多么地自由，但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一定要追溯到那个历史语境的第一层面。作者依据这一思路，通过三个部分的阐述，详细论证了上述观点。

第一：主旨是“憎”，精神是“负”。作者认为，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所谓“庸众”是如华老栓、祥林嫂那样关在“铁屋”中昏睡的麻木者，而阿Q却不是这样的，他骨子里是不安分的，是一直在躁动着的和不甘平庸的。他不同于那些冷漠、无聊的看客，他不是“不争”，而是初步处于朦朦胧胧自发的斗争状态之中。周作人谈到，《阿Q正传》的主旨是“憎”，其精神是批判的，否定的。“哀其不幸”的不妥帖之处在于这里存在一个错位：学界一般都把创作《呐喊》时的鲁迅设定为一个为民主而战斗的斗士，承担着唤醒贫苦农民起来革命的任务，而阿Q却正好是这一阶层的典型，是被同情和唤醒的对象。这一前提一预设，结论也就自然地被固定了下来。

二、越界的“庸众”。那么阿Q究竟属于什么人物呢？俞教授梳理了鲁迅的创作思路，认为从《文化偏执论》到《热风・随感录三十八》，再到《阿Q正传》，是与鲁迅从哲学到学术文章最后到艺术典型的塑造这一线索相一致的。鲁迅此时处于对精英式的“个人”与平庸式的“众数”这一社会对立矛盾问题的深刻观察、追索和思考之中。但阿Q不列入这一“庸众”之列，也不是精英式的“个人”，他是一个异类，两不着边。所以作者将其定义为“越界的庸众”。

三、惧怕其“争”。鲁迅一直都肯定一种精英式的“个人”，惧怕无知的庸众去干预国家政治，惧怕这种“庸众的政治”。所以鲁迅对于阿Q，不是“怒其不争”，而是“惧怕其争”，这是阿Q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

会后，肖湛、郑国庆等青年学者以及部分学生都踊跃地参与讨论，阐发了各自的意见。李无未和杨春时两位教授对此次报告进行了总结并给予了高度赞扬，同时约定每月都要如期举行文艺学沙龙的各项活动。

最后，此次学术交流活动在杨春时教授“坐而论道，不亦乐乎”的肯定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