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以建>

    1985年 ，毕业前夕，应先生和芮老师请我和子潮以及水涌兄、丹娅和李清到白城家中吃晚饭，因为即将离开厦大，这是先生特地安排的临别饯行。酒席宴后，大家一如往常在客厅谈笑甚欢，应先生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我独自随她走进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那是应先生平时备课写作的地方。屋内灯光低暗，应先生面对着我，轻轻地说：“以建，你要去北京了，临走前我送你四个字：好自为之。”当时我只是默默地点头，之后，应先生就没有再说什么，让我又回到客厅。

    离校二十年多年来，好自为之----这四字我一直牢记在心底，我知道，这是先生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训诫。无论我闯北走南，无论我沉东浮西，不管我身处事业的抉择还是面对个人的得失，我做每件事，哪怕是写下每一个字，我都无时无刻不敢忘怀。我经常以此鞭策自己，也经常以此告诫自己，甚至以此剖析和拷问内心深处任性的自己。但时至今日，每每思及自己的所做所为，总觉得依然愧对先生的教导。

    我和子潮可以算是应先生开山弟子，虽然应先生桃李满天下，佼佼者无数，但我们俩却是应先生以个人独立名义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在这之前或之后，她曾为很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上课，但那都是与他人合作，或只是开设部分课程，所以应先生非常重视我们俩的学业进展，关注我们俩的一言一行，乃至生活上的点滴，以致到了其他同学觉得有点偏心的地步。

我与应先生认识，缘于当年她开设的“现代小说研究”选修课。我曾在一则短文中写道：“第一次上应先生的课，给我震撼很大。当时大多数老师上课，总是拎一个人造革的黑包，上课前掏出那厚厚的讲义，平放在讲台上，仿佛掷“桌”有声，学问在此。于是大家知道，所有课堂笔记都有着落了，考试重点自然也在其中。应先生则迥然不同，站在讲台上，手中只有一张小纸片，讲起课来娓娓动听，古今中外小说如数家珍。做起笔记，无需照足板书的一字一顿，全靠自己理解和感悟。我才知道原来学问可以是这样，有学问的老师也可以这样上课。心仪想学，跟随应先生多读了三年书。说来惭愧，还是没学成。所幸没当老师，不然，现在可能得拎个更大的黑包。”

应先生开设的这门选修课，确实令我步入文学的另一个新境界，窥探到文学世界的真正丰富。其时，不管是现代作品评析还是现代文学史那些必修课，耳熟能详的都是郭鲁茅、巴老曹，然而应先生却让我接触到李�人的《死水微�》、钱钟书的《围城》、张爱玲的《金锁记》，以及许地山、艾芜、沙汀、施蛰存等众多作家的作品，更不用说那些英美小说，甚至是一些尚未翻译和出版的外国精彩短篇小说。

学完“现代小说研究”课程，我当时撰写了一篇短文作为期末考试作业，题目是“《老人与海》和《伤逝》的哲理探索”，后来就在这基础上，经过应先生的指点和辅导，我顺利完成了大学四年的毕业论文，约8000余字，并且获得“优”。大四下学期，当我得知应先生首次招收研究生，我立即作出决定报考，经过考试后，终于成为应先生的门下弟子之一。

有件事记忆深刻。当时的研究生考试，专业方面除了文学史之外，还有一门试卷后来才知道是应先生亲自出的。其他试卷无非分为简答题，详答题，离不开那种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的路数，只要熟记书本和课堂笔记，照搬即可。应先生出的那门文学常识试卷，却与众不同。试卷发下来，密密麻麻，题目数量之多，却是有点令人生畏。百分之百都是选择题，貌似简单，却颇费脑汁。比如：以下哪一部是元杂剧，四者选一；以下哪一部是唐代笔记小说，又是四者选一，等等，诸如此类，题目涉及中外古今，从作品到作品中的人物，乃至精彩的细节描写和经典名句。答案选择，有的仅一字之差，或貌似神异，或言同旨不同，令人眼花缭乱，一不小心就选错，除非你真正读过这部作品，真正了解这位作家全貌，真正钻研过当时的文学现象。若放在现在来看，这种接近于外语托福的试卷已是海内外普遍采用的考试形式，可谓毫无新奇，司空见惯。然而，将时间推回到26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编写出这种形式的试卷，无疑是一件大事，不仅令人耳目一新，更是对以往八股考试制度的极大挑战。所幸，我和子潮都勉强获得通过，却难倒了不少前来应试的考生。其中有一个甚至考后扬言，要告到校办，甚至高教部，认为这完全不是考试，而是故意为难考生。此事也引来不少校内外教师的微词。不过，后来听说这位考生，还专程登门道歉，应先生不计前嫌，依然将他收为自己校外辅导的学生。

读研究生的第一课，应先生就带我和子潮一起前往图书馆，手把手教会我们如何查阅图书资料，尤其是那些五四时期的旧期刊，如何辨别原作旧作和之后的新作修改作。日后，我才悟到，这最初级的查阅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日后的学业进展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令我们走上文学批评的正道，实则终身受用无穷。第二年，应先生为了打开我们这对井底之蛙的视界，亲自带我们前往广州暨南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参加比较文学研讨会。记得当时大学同窗俞鸣兄也随他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导师到了天津，大家相见，颇为激动。在那里听到了杨周翰先生的演讲，当时研究生新锐张隆溪的发言，等等。当应先生后来获知我的论文被收入《比较文学论文集》时，她十分开心，对我们的督导更加严格了。

那次去天津开完会，应先生就带我们到北京。首先去北京图书馆，让我们翻阅许多五四初期出版的期刊珍本，之后又带我到他的北大恩师---著名的小说家和学者吴祖湘家里。见到吴老先生，我这属于孙辈的学生，自然是毕恭毕敬，话语不多。吴老先生是位极为慈祥谦逊的大家，没有丝毫老师的威严和架子，更像北京胡同口的一位大爷，只是笑眯眯地瞧着你。他和老师母见到应先生，左一口“锦襄”，右一口“锦襄”，仿如看到自己家人似的。听到应先生和吴老师母的短暂对话，我第一次见到应先生那欢快的笑声和略带羞涩的笑容，之后在我记忆中就很难再见到，我想那时候应先生或许又回到她当年就读清华的青春岁月。

从师三年整，之后一直保持通信和电话联系，直到应先生离开，2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听到应先生提及她的往事，包括她的父母前辈，她求学的经历，以及来厦大执教的记忆。除了看到她和学生们亲密无间地相处之外，我有时总隐隐地感觉到厦门大学不是她心仪之地，也就是说，她在厦大过得并不开心，很可能还是她的伤心地。不知何故，每每想到此，我眼前就浮现出鲁迅当年南来厦大在《两地书》中的记述，那种抑郁和无奈或许都深深积埋在应先生的心灵深处。当然，这只是我的胡乱猜测而已，因为应先生在我面前只字未提。

直到后来我还是从别人口中或资料查寻中才知道，应先生是浙江永康人，其父应成一老先生于1923年赴美留学，学成归国后任教于上海同济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几位社会学家之一，其资格比费孝通略高一点。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蜚声学界的学者，自1957年以后，从此放弃本专业的研究，绝口不谈学问，只是读书娱己，偶尔写些不属于自己研究领域的文字，文革中的遭遇更不用说。我是从应成一老先生于80年代后出版的论书法的书籍刊登的照片中，才有幸瞻仰到他老人家的风采，其时不期然内心有种无名的悲哀，那就是中国大地上再也难以寻觅到像这样慈眉善眼、温柔敦厚的真正文人学者了。俗语道：一切都写在脸上，我信。至现在，这类学贯中西的真正中国文化人是几近绝迹了。

应先生曾就读于当年中国最高学府清华研究院，师从王瑶先生和吴祖湘先生。可以想象，一位出身名门大家的闺秀，才华出众的高才生，精通外语，诗书才艺出类拔萃，且满腔热血，胸怀大志，最后居然被贬谪到东南边境的对敌前线厦门来当一名教师，这确实只有在那样的年代和那样的制度下才会发生的事，或许在历史大潮的翻滚中先生只是一片无力抗御的飘飘落叶，但对于一个个体的生命来说，却无疑是生不逢时惊涛骇浪的造化吞噬。

我以为，从骨子里说，应先生是位非常清高孤傲的学者，是典型洁身自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人。她内心永远会揣着文学的梦想，坚守自己的纯洁的信念，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她终身敬业，诚如她在遗嘱所说：“我感谢苍天给我这职业，使我的生活充满探索的快乐，非常感谢。”应先生尊师重道，同样也以她的身体力行无形教导她的学生。她内心最佩服清华研究院的浦江清教授，每每提及，总是跟我们说，为学者应述而不作，一个人一生能有二三佳作留于后世，为人传诵阅读，那已是至高境界，就象浦先生那样。她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

应先生心如明镜，凡事看在眼里，心中自有见地，却并不轻易道出，更从来不背后数说他人不是。遇到不平事，她不愠不怒，淡定坦然面对；对学生那更是倍加呵护，却并不偏袒护短。丹娅出书，她在来信中写道：“丹娅最近出一本专著，真很不错。你知道我不喜欢随便夸奖，但这本书使我从心底赞扬。”77级学长大约因曾经受教于应先生，加之芮菁之缘份，诸多学长都跟应先生过从甚密，甚至遇到争拗理论，也要找应先生来秉持公理。印象中，有一次，在厦门工作的两位学长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提出的则是，咱门上应先生家去。不过，应先生却也从未在我和子潮面前提及，从她口中听到的都只是77级学长的那些长处。

研究生毕业，我着手撰写的论文是“论鲁迅小说的人物结构”，全文约3万余字。满心想，应先生得吴祖湘老先生的真传，小说分析，独树一帜，我这不屑弟子即使只能沾点边，也应该能顺利通过，更何况这是在先生亲自悉心指导和修改过的。其时，因为福建的硕士研究生点尚少，厦门大学还必须联合福建师范大学的老师一起审阅，最后才能通过。万万料不到，我的论文到了师大的一位老先生那里去卡壳了。硕士暂不授予，论文须经过修改，半年之后再申请，也就是说，研究生课程完成可以毕业，但硕士学位却要半年后再申请审查。我当时百般不得其解，甚至口出怨言，应先生却没有丝毫怨责，既没有迁怪于师大方面，也没有托任何人去说情，更没有叫我作一字的修改。她只是平静地说，以建，耐心等待，半年也很快，你先找单位吧。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位老先生提出我论文的致命之处是“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伟大作家鲁迅笔下的人物”。时至今日，或许可以作为一则笑话在网络上流传，而80、90后说不定还体会不出其中的黑色幽默，但这却是上世纪80年代中叶发生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令应先生欣慰的是，后来这篇论文分成三个部分，陆续获得发表，其中有两个部分还发表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

到北京工作后，我那时还是很勤奋，也很开心，虽然生活清贫艰苦，上无片瓦，下无片土，一直借住在同窗张陵兄那不到8平米的斗室内，我的书橱就是那几个纸皮箱，但那十年还是撰写了不少评论文章。不过，我轻易不敢将这些文章寄给应先生，唯有自己觉得很满意的，而且也获得外界较好评价的，才斗胆给先生寄过两篇。那时在《文学评论》工作，先在现代组，之后又到理论组，而且当上了评论部的小负责人，手里开始操有文稿刊发的生杀大权，但我从未敢跟应先生提起求稿之事。我知道，应先生曾经在《文学评论》发表过一篇论五四时期小说的论文，那大约还是在我读书期间。到了80年代下半叶，评定职称已经极为重视论文的发表，尤其是刊物的档次。《文学评论》属于国家一级刊物，只要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就有资格提出评议教授职称的申请，这是延续至今的硬性条文规定。我真的很想应先生能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佳作，我的权利范围可以办到，而先生文章的水平自不用说，但应先生没有提出，我绝对不敢。这并非我的秉公办事，而是我深知，一旦我提及索求稿件的请求，就等于无意中玷污了应先生保持的学术清白。而应先生又是崇奉述而不作，轻易不出手大作，直到我离开北京，应先生都没有提过投稿要求，而我更是绝口不敢提及。现在想想，或许自己难免有点迂腐，但我相信，应先生会赞成我的做法。

自从来香港工作后，每逢过年我总会收到应先生和芮老师千里迢迢寄来的短信，或者照片，告诉我他们的近况和当年的游历：有欧洲之行，也有美国之旅，更有白城的聚会。每每见到这些短信和照片，我就仿如又回到应先生的身边，看到她的微笑，听到她讲述那些久违的文学经典。有一年，应先生专门托人给我送来一块石雕，彩色的石块上雕刻着五只蝉，雕工甚为精细，我极为喜爱，一直放在我的书桌前的书架上，只要我坐下来阅读或者写作，一抬头就可以看到。

         (应锦襄先送学生李以建的“悟禅”石)

五蝉，即悟禅。应先生，我知道您想跟我说的话。

从7801网站惊悉应先生走了的消息，我顿时感到内心空荡荡的，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很想哭，但没有泪，很想说话，却无语。晚上，我独处书房，打开电脑，就只是反复的一直盯着芮茵和芮菁姐弟写的致“至爱亲朋”的电邮和应先生的“遗嘱”。我只想大声呼喊：应先生，你是最成功的导师，我为自己有幸成为你的学生感到荣耀。但我悄无声息，唯有心中默默地念祷。此时耳际回响起内蒙五彩合唱团那小男孩演唱的《梦中的额吉》，那清纯而深情、却又充满苍凉的歌声带我进入无垠的夜空。我想，或许应先生就是上苍为我们这些学子派来的人生和文学道路上的“额吉”。我相信，应先生或许现在身处另一片我们陌生的土地上，和她的众多更加优秀的学生一起，依然那样风度典雅，正娓娓述说着文学世界的无穷奥秘。我又听到，应先生对我说，“一个新的生命已经诞生了。在苍茫的清空中，向前跑去。这一路就是她的人生。”

我获得了最大的宁静和喜悦。

应先生，上月底和本月初，我给你发的电邮，你一定读到了。珊珊告诉我，你已经出院，已经脱离呼吸机，正在逐渐康复中。我总觉得你一定能跨过这道坎，还计划着如何再去看你。我没有直接收到珊珊他们的电邮，告诉我你已经走了，我知道，你不希望我们悲伤，更不希望我们流泪。你走得如此潇洒，走得如此之轻，你永远都活着。

我只想对您说，以建会好自为之的，请您放心！

以建

2011年6月28日凌晨6点

本文作者：李以建，厦门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８２级研究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现任香港良友传媒企业集团出版总监、敦煌文化弘扬基金会秘书长、金庸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