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文化系列讲座 倪乐雄

应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与中文系的邀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倪乐雄来到厦大开办“战争与文化”系列讲座。6月19日到6月22日，倪教授在人文学院院楼101作了几场讲座，演讲扣住“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两个基点，联系古今中外的战争事实进行东西文化比较与剖析。倪教授谈吐幽默风趣，且不乏充满智理色彩的创新思维。现场的同学虽来自不同的系别，但都对倪教授从文化视角研究战争的独特演讲抱着浓厚的兴趣，并不时发出赞同的笑声，现场气氛活跃。

作为开场白，倪乐雄教授首先指出创新思维在为人为学中的重要作用。他本人就是从海洋文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中，发现做学问的闪光点的。当今学界存在囿于既定思维、缺乏创新而导致思想僵化的问题，例如中国远征军问题，其溃败原因不仅仅是学界普遍认为的国民党内部腐败造就，而有着复杂的构成因素，如指挥上的政治让步以及战略情报上的失误等。接着，他又引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指出历史“长时段”的结构是：人与自然的结构，不受时间限制，并形成不断重复的对话，支撑并抑制对方的发展。依据这一理论，倪教授陈述了他对海权与文明关系的见解。并举台湾海峡的历史动荡为例进行分析，从制海权的重要性入手，表明如制海权无法澄清，台湾政治问题便无法解决。

随后倪教授探讨了海洋文化与文明的关系。首先，他认为东西文化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典型。面对战争问题，东西文化也有不同的表现，从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诗经》中对战争的叙述是节制的，对战争的野蛮和残酷没有直接表现，而是通过怨妇弃妇憎妇的怨和愁间接呈现。而西方史诗《伊利亚特》中则充斥着大量血腥的陈述，战争变成了审美对象。由此可见西方文明往往将战争的悲哀升华为尚武意识，而东方文明则将其升华为反战意识。究其原因，是因为农耕社会以食而动，靠天吃饭，暴力是维持农耕社会生活秩序的工具。而战争在维护秩序的同时也存在破坏力，这就导致了战争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并存。因此，中国人对战争态度的两重性源自农耕社会的背景。

其次，倪教授着重谈论“海权与文明的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海权的发生。在海洋文明中，商业集团与军事集团有密切联系。而农耕文明则主要是农民与军事的结合。

其次，海权与陆权的特征。前者开放，后者保守。中国从总体上说属于内陆文明，导致了内向性的经济。然而古希腊人则与之相对，崇尚自由，而且不仅把“自由”当成一种神圣的价值观，更把它落实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了自由贸易。海洋模式伴随着商品贸易，与农耕相比存在着先进性，因此迦太基人宁肯亡国也不愿服从罗马，拒绝从商业社会回归农业社会。在农耕社会里，生存线与国家边界线是重合的；而海洋文明中，生存线则是超越主权领土，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在海洋国家中，海权与陆权关系依然紧密，这使它们海军陆军并重，同样强大。这是由于和外界的频繁交流冲击而造成的必然。而农耕国家在陆权主义的传统下，战略上以防御保守为主，主动出击是偶然发生的少数现象，因此在武力冲突时占据劣势。即便是斯巴达打败了雅典，也并不是陆权国家战胜了海权国家，而是由于斯巴达借助了波斯（海权国家）之力，吸收了他们的优势而取得的胜利。接着倪教授又举亚历山大东征、拿破仑战争为例，指出海军是陆军的基础，获得绝对制海权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就连二战，本质上也是争夺海洋交通控制权的斗争。

第三，麦金德理论的依据及其寓言的破产。现代地缘政治的开创始祖麦金德提出的“陆心说”指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就获得“世界岛”，即全世界。然而在当代，却是以海权与陆权在五百年对峙后，海权的压倒性胜利告终。1922年《华盛顿协定》标志了海权大国对世界资源支配时代的结束。

第四，海权压倒陆权的原因。麦金德理论在二十世纪的破产，是因为以来海洋经济结构型的社会是稳定开放、长期开放的社会，必然与陆权社会不断发生冲突。而海权的胜利，一是由于商业和军事相结合形成巨大实力。倪教授认为郑成功在社会学意义上便是商业军事复合体的典型例子。二是，海权社会的流动移植文明，使人们的思维活跃。新思想，包括现代国家的建立，都是由沿海向内陆传播。再次，战争的商业化，也避免了指令型社会无限征用劳力、资源的流氓法则，因此使海权国家富有社会效率。放眼世界，陆权往往与集权制度挂钩，而海权则是与民主制度紧密联系。

第五，当代中国的转型是走向海权。倪教授举了中国军队在埃塞俄比亚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军事正走向海权方向。儒家文明教导下的中国人，对现代军事存在着矛盾态度，一是绝对轻视武器，二是绝对崇拜武器。无论是孔孟还是荀子，都认为人格重于武器。儒家经典也认为民心向背、人格道义决定战争的胜负。这一观念的形成也有时代背景的原因：在冷兵器时代，人海战术居主位。而人的聚集必然以仁义为号，而对冷兵器的性质使民间农具等就形成了巨大的兵器库，因此人心向背往往决定战争的胜利与否。而时代发展到信息军事时代，儒家的战争规律不再应验，走向海权特性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第六，航空母舰问题。航空母舰作为海上活动机场，可以将有限的制空权变为无限的制空权。因此倪教授认为中国军事需要建造航空母舰来提升自身实力和竞争力。

最后，倪教授指出，海权是外向型经济派生的产物，其规模大小是由外向型经济遭遇威胁的程度所决定的，而不仅取决于国内经济计划。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海洋文明也许是提供给人类的最佳繁荣昌盛模式，海洋贸易经济和海上霸权可以搭建一个平台，在此基础上人性的各方面将得到充分发展。

讲座历经数天，但大家仍然兴致不减，同学们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与老师展开了积极的交流。学术热情的高涨使得每次讲座都一再延时。倪教授以幽默易懂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对海权问题的解读，为短学期的系列报告增添了一抹学理性的亮色，也使同学们从新的视角对国际经济政治有了充分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