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性别文化与文学”讲座成功举办

“如今的印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妇女的地位有了不少改善。”邵葆丽如是说。2007年3月15日，来自印度尼赫鲁大学中文系的SABAREE MITRA(邵葆丽)教授，受厦门大学中文系的邀请，由林丹娅教授主持，在人文学院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关于“印度性别文化与文学”的讲座。出席者不仅有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们，还有对印度文化与性别研究感兴趣的年轻教师。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应锦襄等老教授也兴致勃勃地前来拜访这位远道而来的印度学者。在邵葆丽声情并茂的讲演中，师生们对印度的性别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大致的了解。

邵葆丽首先谈到印度的性别历史。她说，在古印度社会，并没有性别歧视的观念，随着外族入侵，宗教、社会、文化因素的改变，妇女的地位每况愈下。1750年随着英国殖民者的到来，神职人员开始采取措施保护印度妇女。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宗教，包括妇女权利问题。19世纪，印度社会出现了改革的风气，有益于妇女解放的措施在法制上得以实行。印度的第一位女总理英迪拉・甘地对印度妇女的解放起了很大作用。从一开始的西方影响，再到后来印度本土的理念逐步确立，而直到现在，性别问题始终备受关注。

接着，她又谈到印度的女性写作。以时代划分，她指出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五六十年代，印度妇女开始用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感觉。她们写作的主要内容是自传，一方面描述自己的生活情况，另一方面也是谋求一条发泄的出路，流露出反抗的情绪，这其中也包含一丝希望，期待着社会和政府的重视和干预，从而使自身境遇得到改善。进入六七十年代，随着中等阶级新价值观的崛起，与以往代表妇女整体或者某一阶级妇女的情绪不同，此时的女作家开始表达自我存在与个人情感，传统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发生了改变。而到了八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文学多元化。新空间、新选择造就了新的身份，贤妻良母不再是印度女性唯一的选择。印度城市大部分女性开始工作。在写作中，她们开始表达家庭内外的挑战，兼顾家庭与职业，解决二者矛盾成为主题。她们追求个人身份和个人愿望的满足，将各种身份协调成为她们关注的问题。

报告后，师生们就感兴趣的问题向邵教授提问，围绕对大家来说颇为神秘的印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话题牵涉的层面广泛，从性别到文化，从人口到法制，包括民族化和中印性别状况比较都在讨论之列。邵教授澄清了人们对印度现状的误解，并指出印度妇女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基于这一大国在宗教、经济上的复杂性，也存在地区间的差异。而在与中国的对比中，她也认为中国是从统一的政策法制来保障妇女权益，而印度则更具有民主性，也就形成了妇女组织的多元化。她表明，“印度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问题，这一点应该从中国取经学习。”从邵教授自信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关注性别文化而又超越性别领域的从容气度，也为印度妇女状况的明显改善做了一个极好的证明。而在场师生对讨论的激烈程度，也表明了大家极其渴望了解印度这个神秘的近邻国邦。讲座在既热烈又热情的互动中完成了很好的一次学术交流，令双方都感到受益匪浅。

［董静怡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