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 航

2010年11月20日，国内目前唯一的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举行了“阿红生态诗歌研讨会”。诗人阿红、诗人地球门卫，厦大生态文学团队带头人王诺教授、团队教授夏光武、周湘鲁、胡旭以及十多位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并发言，大家围绕着阿红新近出版的生态诗集《让太阳成为太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也是我国学界第二次召开以一位当代中国生态作家的创作为专题的研讨会（首次研讨会是2008年在广东清远市召开的、由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协办并提供学术指导的“华海生态诗国际研讨会”）。

山西诗人阿红原名侯良学，1966年出生，1986年开始发表诗作，1987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外语系，后来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92年开始关注生态问题，2008年加入厦大生态文学团队，并逐渐接受生态主义，逐渐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主义，逐步完成了诗歌创作的生态转向，创作了大量的生态诗。2009年与著名生态诗人华海以及红豆、姜长荣等人共同创立了“中国生态诗歌团队”。

阿红在研讨会上讲述了他的诗歌创作历程及其生态转向的过程，指出其生态诗歌创作的主要动力有两个：一是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以及由此产生并强化的恐惧感――生态的不安全感和人之存在的不安全感；另一是生态诗人华海和生态批评家王诺的影响，尤其是后者使他明确了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真正区别，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弱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整体主义，从环境诗走向生态诗，从解构走向建构。他还指出，在这本生态诗集中，他主要追求的是一种简单的美学观，希望用通俗易懂的诗句和质朴真诚的情感打动更多的人，激发他们过一种诗意的和低碳的生活。

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学人的研讨发言坦诚率真，既充分肯定了阿红生态诗出色的成就，也建设性地提出了一些商榷性意见。

发言者指出，《黄昏栖落在树枝上》、《春天是鸟们突然的叫声》等诗形象地传达出生态整体感，艺术地展现了诗意栖居感，其美妙的意象、真挚的情感和纯粹的天真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学人认为，这样的写作正是生态诗的发展方向，既防止了“非生态之诗”的倾向，也避免了“生态之非诗”的偏颇。对于生态文学家来说，生态意识非常重要，但创作并非特定的生态观念简单化的形象对位，作品不能仅仅是生态思想的传声筒。生态思想之于生态作家，更多的是一种意识的转变、一种创作的思想背景和一种审美地把握自然与人的视域拓展。生态思想要融入作者的血肉，融入作品的形象，从而在进行艺术创造时和艺术作品中自然地甚至是无意识地流露出来。

发言者还指出，阿红的不少诗作，比如《不要把我的尸骨埋在这里》、《到处找不到地方》、《泡桐花》、《我要走了》等，都揭示了人类被现代文明剥夺了“处所性”（placeness）的可悲命运――多数人变成“处所失落”（displace）者。阿红不仅以其敏感的形象思维揭示了当代西方生态文化理论中最为新近的“非处所”（non-place）理论和“处所剥夺”（place-deprivation）理论所探讨的若干具有普适性的问题，而且还以其丰富的想象显示出处所想象对于抵抗“无处所性”（placelessness）的重要意义。作为一个东方的生态诗人，阿红以其出色的生态诗，隔着浩瀚的大洋，与西方生态文化学者的理论形成了诗与思的对话。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学人还发现，阿红有一些诗与中西传统的非生态文学名作形成了互文的关系。例如他的一首诗以美国19世纪初的著名小说《瑞普・凡・温克尔》同题。在华盛顿・欧文的笔下，主人公一觉醒来，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人都热热闹闹地、急不可待地奔跑在现代性的大道上；而在阿红的笔下，主人公一觉醒来，大自然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森林成了一片片树墩，树墩成了大地的伤疤，河流不见了，徒留死鱼大张着嘴巴。这实际上是一种颠覆性的写作。女性主义作家从女性的角度颠覆性地重写了很多古典名著，生态主义作家也应当致力于从生态的角度重写传统经典作品，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创作的空间。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学人认为，《让太阳成为太阳》是我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又一具有代表性的硕果，其鲜明而坚定的生态思想，其强烈的非生态思想文化批判，其丰富而深沉的自然之爱，其勇敢的自然担当和社会担当，值得深入研究，也值得其他生态文学家借鉴。发言者还指出，阿红的生态诗歌创作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需要更好地锤炼诗歌语言，需要更加超拔的想象和更具有深刻内涵的意象。生态文学的社会介入性和生态思想启蒙任务，决定了它弃晦涩倡质朴的文风；但是质朴和直白的风格并不意味着大白话甚至抽象的口号，并不意味着文学家不绞尽脑汁地寻求独特新奇的意象和令人叫绝的语句。

在如何艺术地表现自然物的非人类赋予的主体性、自然本身的美、人主体与自然物主体间的平等交流方面，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学人们也期待阿红能做出自己的探索，虽然这在西方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界也堪称一个难题。和许多传统的生态文学家一样，阿红在诗歌创作中也大量采用自然物的视角，化身为一株植物或者一个动物甚至一块石头，像山一般思考，像水一样感知，为自然代言。这种角色置换的写法固然也有其价值，但同时也容易落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容易把人的思想情感强加于自然物，从而表面上看写的是自然物，而实际上依然是写人自己。此外，在摒弃了把自然物仅仅作为表达人性之工具的非生态的自然审美之后，生态文学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把人降低，把人弱化，甚至使人无我化，虽然是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拨；但同时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的主体性丧失的极端。把人都写没了，又何谈人与自然的交互主体性关系，何谈与自然平等、友好、和谐地相处？生态文学是表现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生态文学既反对自然之死也反对人之死，它要倡导的人与自然共生，是生生和互生，是休戚与共。

研讨会结束之后的夜晚，在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厦门大学校园里，阿红还为所有与会者朗诵了他最有特色的生态诗作。在时间不长的生态诗朗诵会上，所有人都被阿红对自然母亲的真情、对生态危机的忧虑和对理想的生态文明社会的向往而深深打动。

（作者系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

附：研讨会图片